部分文字理应会被删改，甚至全书遭到毁弃，不至于遗留下来供后之史臣当作修史
基础。而且，道武帝应该没有什
汉文阅读能力，他身边勋贵亲近更是清
色“鲜卑车马客”，都不会有对汉文《代记》进行审读热情。道武帝时代鲜卑贵臣，对华夏文化和伦理价值纵然已有定
解，但还不大可能会产生文化传统上自卑感，因此，拓跋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风俗传统或政治实践，也都没有回避或讳言必要。那时满朝都说鲜卑语，汉语书写只是个行政工具而已，史书编写也带有很强装饰性。在这样时代背景下，邓渊《代记》并没有机会进入聚光灯下，邓渊被杀也不是因为史书中违碍文字。否则，亲身经历道武帝内廷风云崔浩（田先生说他是“邓渊之狱目击者”），怎可能还照搬邓书，重蹈覆辙呢？
史书编纂，成于祕书，能够读到人是很有限，而最先读到人，也未必仔细寻觅其中问题。崔浩国史编订完成后，必定先呈太武帝审阅，太子景穆帝也应该是最早读到人之，他们都没有提出什异议，景穆帝甚至还赞成把国史刻石立碑，可见他们都未察觉有什不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崔浩所编国史重点在表彰太武帝功业，这部分既是崔浩倾力纂录，又是朝廷殷切期待，审读者自然专注于此。可以想象，崔浩是出色地完成这任务。当他手下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时，他竟然同意。把崔浩这行为仅仅看成他自
膨胀，恐怕不定符合当时情境，也未必符合崔浩贯性格。崔浩敢于把新编史书这样招摇地铭石立碑，是因为他要讨太武帝欢喜，不过是贯彻太武帝当初命他修史本意，或许这做甚至得到太武帝本人直接或间接赞许。《魏书》记太子景穆帝也认为这个计划“善焉”，显然大家都只是为取悦太武帝。于是在平城以西每年举行天郊大典地方附近，专辟个“方百三十步”广场，立碑刻铭，“用功三百万乃讫”，以推送形式向公众发布这部新编国史。在雕版印刷流行以前，如此发布新书，其影响可说达到极致。
北魏建国之初以及更早时期，也常见立碑之举，不过那时能读汉文鲜卑人极为稀少，立碑主要是对魏晋文化传统模仿，是拓跋政权种政治装饰。然而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到太武帝时期，能够读写汉文鲜卑人已不再稀少。从邓渊受命撰《代记》，到崔浩国史之狱爆发，差不多五十年过去，新成长起来鲜卑上层集团子弟，尤其是宗室和权贵子弟，有很多已接受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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