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前面),而是高句丽语SOV语序(subject+object+verb,动词在受动名词后面,即通常所说谓语在宾语后面)。如果严格按照汉语语法来意译,那“皆伯”应该译作“逢王”才是。可见即使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自身规则也会对汉语书写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和越南“院研究汉喃”模样。《三国史记》又记统新罗时期把“王逢县”改为“迎王县”,反映这个时期对汉语掌握程度有明显提高。
更显著例子是“喃字”。喃字是种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来越南语文字,通常是由分别表音和表意两个汉字组合在起形成,在越南古代文字系统中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朝鲜语(韩国语)谚文(Hangul)和日本语假名(Kana),用以表达汉字无法表达古代越南国境内越南语、岱依语和瑶语固有词汇,特别是人名和地名。可是在中文文献里,“喃字”又常常写成“字喃”,这是因为中国文献反过来受到越南文献影响,在越南文书写中,“字喃”写法多于“喃字”。在越南语口语中,喃字定是念作“字喃”(ChữNôm),口语表达持续影响结果,就会出现“字喃”书写形式,并最终使得中国文献也接受这形式。同样道理,“汉字”这个词在越南口语中两种表达形式,种是符合越南语NA语序意译“汉”(ChữHán),种则是遵从汉语AN语序音译“HánTự”。值得注意是,古代越南把借入汉字又称为“儒字”(ChữNho,又是NA语序,说明书写语言与口语差别),强调是对这种书写系统所代表文化价值认同。语言深度接触对于语言影响当然是多方面,而语言变化,从个侧面反映政治、社会和文化深刻历史变迁。
上述观察大致可归于历史语言人类学范畴,这观察可以给历史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东亚地区史和中国古代族群史历史学研究,带来哪些启示呢?
认为,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接触和政治体接触,就可以给们提供个新观察角度,让们看到古代东亚世界历史变迁,其实也是不同语言之间交互作用过程,让们对东亚当今状况形成有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理解。固然有许多曾经语言、曾经人群、曾经社会关联早已消失无可觅踪,但也有些历史信息碎片幸存下来,当们把这些碎片放置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理解中时,它们也许可以映射出意想不到历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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