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一个火盆照亮了大门和那四个守卫。他们身佩大刀，刀鞘系在身侧，站得笔直，双臂抱在胸前，面色坚定。
海伦·福斯特·斯诺出现了。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裤子和一件黑色的宽松高翻领毛衣，把头发梳到了后面，素面无妆。她在院子里发抖，看起来既脆弱又紧张，薄唇勉强抿出笑容，同时示意那些男人谭礼士是她期待的客人。他们放松下来，让他进来。
“艾德雇了他们，好让我觉得安全些，”她告诉谭礼士，“他觉得我这么担心真是太傻了，但他们让我安心。”
四合院的内部装潢恰好符合谭礼士对这两位颇为年轻的、爱冒险的美国人的想象。美元使他们能在中国过上富足的生活。其他旅居中国者有的所有物件他们都有：精雕细琢的桃花心木烟灰缸、宁波漆器、清式红木家具。屋里的丝绸沙发垫和丝绸窗帘比中国人家里的还多，中国风的小摆设比比皆是：扳指、指甲套、佛像雕刻、架在底座上的华丽鸦片枪、镀金圣像式的落地灯。还有一架架图书、一堆堆杂志、一台巨大的无线电话机、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
此处温馨舒适且富有现代气息，看起来主人已在此住了很长时间。但对谭礼士这个英国人来说，它太美国化了。倭讷那近于苦行者风格的住宅也在同一条胡同里，但两者间的对比鲜明到了极致。倭讷家里只有一部电话可以表明当时是1937年。
谭礼士点燃一支香烟。海伦递给他一只烟灰缸，上面有大来轮船公司的标识，它无疑是从她乘坐过的某艘轮船的舱室中顺手牵羊而来的，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行为。在舒适的斯诺家，谭礼士觉得自己被筋疲力尽之感吞没了。他的每根骨头都在渴求休息和温暖，六国饭店里凹凸不平的床垫（这是之前睡在上面的上千位客人的共同杰作）使他背疼，而床本身也容纳不下他瘦长的身躯。房间里的蒸汽采暖使他喉咙发干。他已经吸了太多香烟，每根都一直吸到只剩烟蒂，因此讲起话来他声音都嘶哑了。现在他感冒了，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此外，他还关节酸痛。
海伦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谭礼士面色青白，身体颤抖，并且正如她注意到的，“那并不全是因为感冒”。她给他倒了杯白兰地驱寒。他喝下去，觉得暂时好些了。埃德加·斯诺不在家。谭礼士和海伦在就座后聊了起来。为什么她说帕梅拉之死是一个警告呢？他问她。
说来话长。海伦和埃德加·斯诺对中国两大对立的势力都颇有兴趣。他们曾待在偏远的**党的隐秘窑洞里，并且创办了一份激进的期刊《m;主》（Democracy）；但同时，他们也是北京饭店的常客。他们在那里模仿凡尔赛宫镜厅而建的舞场中跳贴面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