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相干的东西。在和那些我平时觉得应该能算是我朋友的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说起发生在家里的事。那些事归一个口袋，而学校生活归另一个口袋。年轻的时候，我们更有点怕的是别人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形，怕别人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我们自己却很少会为此而感到尴尬。
有天晚上，蕾切尔和我一起去看一场七点钟的电影，我们坐在高蒙电影院的前排。电影演到某一段，男主人公驾驶的飞机朝地面栽下去，而他双脚被飞机的操控装置给卡住了，一时间脱身不得。紧张的音乐响彻整个剧院，伴随着飞机引擎的尖啸。我那会儿看得入神了，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事情。
“你怎么啦？”
我朝右边看去。在说“你怎么啦”的那个人和我之间坐的是蕾切尔，此刻她正全身发抖，发出一声母牛叫般的呻吟。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越叫越响的。她的身体左右摇摆。我急忙打开挂在她肩上的袋子，拿出木尺，往她牙齿中间塞，然而已经晚了。我必须用手指把她的嘴撬开，而她那两排细小的牙齿则在用力地咬落。我拼命拍她的脸，然后趁她喘气的时候把木尺猛地戳了进去，然后把她拽到了地板上。在我们的上方，那架飞机坠毁到了地面上。
蕾切尔失神的眼睛正望着我，想获得安全，想找到脱离她此刻状态的安全之路。那个男人也俯下身来看着她。
“她是什么人？”
“我姐姐。发病了。她得吃点东西。”
那人把手上拿着的冰激凌递给了我。我拿着冰激凌按到了姐姐的嘴唇上。她先是把头向后一仰，然后弄明白是什么了，就大口吃了起来。我们俩就那样在黑暗中，趴伏在高蒙电影院脏兮兮的地毯上。我试着想把她从地上弄起来，可她已经变得死沉死沉的，于是我只好躺倒在地上，把她抱在怀里，就像镖手做过的那样。她的样子，借着银幕上洒下的光看起来，像是依然在目睹着某件可怕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她都会在事后平静地向我讲述她看到的东西。银幕上的说话声充斥了整个电影院，剧情还在继续，我们就那样在地板上抱着，待了有十分钟。我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让她安心。现在已经发明了药物，可以让身体从这种冲突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当时还没有。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从一道边门偷偷溜了出去，越过黑暗的帷幕，走进了灯火的世界。我带她进了一家里昂街角餐馆。她浑身绵软无力，我得让她吃点东西。她喝了牛奶。然后我们走回家里。她没有说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仿佛在跨越了鬼门关后，此事已变得不重要了。她总是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想谈论一下——不是谈心中的尴尬或茫然，而是想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