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四锭马蹄银，合二百两白银。王道士意识到此举可能是在犯下滔天大罪，但是他给自己找到
个说得过去
理由，那就是“斯坦因是唐僧使者”，以此减轻内心罪恶感。
不久之后，也就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后尘到达莫高窟。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他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从个名叫载澜人那里偶然间听到藏经洞消息，同时也看到载澜随身带着藏经洞经卷。于是他立刻改变原计划，马不停蹄地扑向藏经洞。到达敦煌之后，他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王道士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藏经洞。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经卷，伯希和心有不甘，为把精品全部挑出来，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三个星期，以每天千卷速度迅速翻看藏经洞中每部经卷，甚至每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六千多卷精品经卷，两百余幅绢画，装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敦煌。
发现藏经洞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国震惊。
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消息传递出去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法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小洞窟。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部分藏经洞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给藏经洞文献命运带来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巨大贡献。在他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唐景教碑都得到妥善保护。在抢救和保护敦煌藏经洞文书方面，他也是十分重要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文，首次向国人介绍敦煌藏经洞发现情况。在他努力下，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京师。王道士得悉后，又私藏若干敦煌文书。学部派员在押解沿途，亦偷盗其中些精华写卷。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天，剩余敦煌文书才运到北京京师学部，后来又移藏到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保存，罗振玉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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