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在海外[1]
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过去曾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数量最多，有一万六千多件，其中有汉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英国学者在整理敦煌藏经洞文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20世纪50年代，大英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获汉文文献，但遗留下许多残片，到90年代由我国的敦煌学学者荣新江、方广锠对残卷重新编目。著名汉学家魏礼对斯坦因所获的五百余件绢纸绘画做了整理编目。1931年，大英博物馆与印度z.府联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因印度z.府和英国z.府共同出资支持斯坦因中亚探险，故印度z.府也从斯坦因所劫获敦煌资料中分得一部分。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为765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编了目录。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托马斯负责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献。剑桥大学的贝利整理了于阗文写本。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礼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祆教的流行情况、敦煌变文的译注、敦煌的民谣与故事。英国的崔维泽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经济、氏族的资料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汉学家麦大维、杜德桥、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学、礼法、小说、道教、民间宗教等。伊朗语言学家恒宁及其继承人博伊丝、麦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读者和研究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学者韦陀教授对敦煌绢纸绘画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外，英国有关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英国对于敦煌学的贡献，是附设在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简称IDP）上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在该项目的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