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碱性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时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职工住的房子是曾经的马厩。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土质干燥疏松，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
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壁橱，屋顶是用废报纸糊住的天花板。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晚上睡觉前要封火。封火是个技术活，封不好火就会灭，到了半夜，屋里的温度就很低。要封得恰到好处，既不费燃料也不会熄火，才能保持夜间的温度，还方便第二天一早生火做饭。我是南方人，所有这些生活常识都要从头学起。有时候睡到半夜感到极冷，起来一看，炉子的火灭了，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把能盖的都盖上，再躺下去睡。有时候清早起来要用水，一看水桶里的水都结成冰了。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此外，为了防范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常先生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前妻走了，他只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2011年4月30日，段文杰先生的灵骨入葬，他们夫妇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依然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我和老彭两地分居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他妻子也调到敦煌，组织上批准了。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在一所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敦煌的医疗条件长期比较落后，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我从考古工地回来，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就去医务室找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她问我：“你青霉素过敏吗？”我说：“不知道。”医生给我做了皮试，半小时之后并没有过敏反应，医生就放心地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