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鸿先生，他的所长职务被撤了，还经常要挨批斗。我至今不能忘记，常先生被抄家之后，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门钥匙也被没收了。天气越来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我就把他家的钥匙取上，陪着他去家里找衣服。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同情阶级敌人，阶级立场有问题，认为樊锦诗这人比较“灰色”。什么是“灰色”呢？就是说我的人生观有问题。我当时想，就算是有问题，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吗？就这样让人家挨冻吗？在心里我非常同情这些老先生。
我从青年时代就相信**党，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最后，终于盼来了“w.g”结束，父亲终得平反昭雪，还给他落实政策。父亲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弄清楚了，结论写着“g,m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平反是在1978年，那时我刚把小儿子从农村接回武汉。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武汉回上海的轮船上，我连夜写了悼文。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说：“你是长子，到时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后来在追悼会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词，会后，当着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面，我冷静地说：“我们单位也搞‘文化大g,m’，为什么我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死，而你们单位死了好几个，你们当时那样对待我父亲，他的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事后他们议论说：“这家老三的嘴巴很厉害。”我说：“我厉害什么？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不过是觉得我父亲背负了这十年的污名，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让家属，特别是我母亲就我们的遭遇申诉一下吗？也就是让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这难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吗？”
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我依然感到心痛。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懂英文、有学识，他写给学校老师的信，是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对我的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他一生为人谦和，彬彬有礼。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纯正，对于功名利禄看得也比较淡。记得父亲生前为我的工作分配给北大领导写信，并让我向领导转呈信件。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转信。他毫不责怪我，相反教育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心里觉得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纯粹和高尚的。
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工作的时候那种投入用心的样子。父亲去世之后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总是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