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试的人听说他会弹钢琴，就让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弹奏，不一定非要弹《红灯记》，西洋的曲子也行。这样他总算谋到了一个职业。
父亲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家里再不能乱了。因我当时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我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存款交给了我弟弟，一共两百多元，并承诺以后我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父亲绝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单位去闹，闹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我这样坚信？因为我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高中时老师同学曾动员过我入党，我坚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对**党太崇敬了。小时候看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非常感动，我一直坚信“**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其实我当时申请回家料理后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顺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张不让我回家。我说我必须要回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在那种情况下母亲受的打击最大。然而，我从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会上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回去“为反g,m吊孝”。批我的人不讲道理，我当然据理力争，说因为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人管，两个弟弟又都没有工作。我说的时候异常冷静，没有掉一滴眼泪。那时，再有委屈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泪也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从此以后我要代替父亲养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后，我就每月给上海家里寄钱。那时我刚刚和老彭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家里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费。父亲留有遗言，他让我的两个弟弟好好照顾母亲。可是他们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家里。我几次梦见父亲在梦里说要跟我划清界限，但是对于生我养我的母亲，我怎么可以不管。加上我不能在母亲跟前尽孝，所以宁可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给家里多寄一些钱。尽管后来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较拮据，两个弟弟又先后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但我觉得还是该寄。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家。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母亲跟前，我照顾不了家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义务，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国一样，也在搞运动。研究所的不少前辈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首当其冲的就是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