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不能空手而回。到了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从北大到敦煌
我是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先生当时上的课程是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古代社会文化。与我实习有关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先生建立的。他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创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状况的传统。他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琦、马世长、谢德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