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本来要给考古专业的同学开设艺术类的课程，原本请了徐邦达先生来上课，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成这门课程。在校期间主要还是侧重考古专业的学习。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就跟着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学艺术。记得有一次，段文杰先生让我们看一个人物袖子上的线条妙在哪里，我那时根本看不出线条的好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段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画线条的神韵，当时觉得很玄奥，线条里面居然有这样的学问。时间长了，慢慢就发现，不同画工笔下的线条千差万别，一些古代画师的技艺确实了得。在敦煌的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懂得了从绘画中品味笔法、节奏和气韵。
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孙纪元的雕塑师，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两人在国内雕塑界享有盛名。那时候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提出，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他们这些艺术家进行创作都讲究观察生活，何鄂给他建议，“老孙，这不是刚来了北大的大学生嘛”。孙纪元就总是观察我。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他一开口就是西安话，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只有学生证、准考证、工作证上的证件照，就把一张证件照给他了。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他问我说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你，我说像。这个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里，有人看见了问这是塑的谁呀，他笑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