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的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
谈话更是让我无法安心。
“好吧，皮耶鲁齐先生，消息都不太妙……我打算向法院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他们认为这远远不够。很明显，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您，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告诉我，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
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
“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吧。”
“嗯……这些估计还是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
“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我在巴黎郊区有一套房子，是零首付贷款买的，也就这些。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有可能……好吧，您听好，我争取到了明天上午再次开庭的机会，审理您的保释请求。所以很快我们就会有结果的。您别太担心，我们会想办法的。”
“但愿。把这个消息也告诉卡尔，他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希望他在华盛顿和美国司法部会面结束以后，能来怀亚特看看我。”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莉兹查了我的黑莓手机，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码，请她尽快在我的食堂账户里存入50美元，以备随时需要。按照我的习惯，尤其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我总是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思考。这是要归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师教育，还是出于我对数学的兴趣呢？面对所有复杂局面，我都采用运算的方式处理。我先排列出加号、减号，再做加法和减法。
有一条好消息：我在这个地狱般的看守所里的苟且生活没有几个小时了。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在这样一个连杀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释放的国度，任何其他的裁决结果对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谭。还有一条不太好的消息：作为将我释放的交换条件，负责裁决我命运的那个法官可能会禁止我在等待最终审判期间离开美国领土。从家庭和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情况自然远非理想，不过也不算是个灾难。2006年返回法国之前，我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对美国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国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几个月之内，我也应该能继续领导锅炉业务不出大的差错。当然，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职位。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比较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