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我们赌对了。孩子们在那里过得很快乐，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环境。他们非常喜欢就读的国际学校，已经交了许多朋友。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幕：我们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周，加布里埃拉举着自己的平板电脑穿过整座房子，为她爷爷举办了一场虚拟的新居之旅。她当时的神情是那样自豪、那样快乐，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样。从那时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轨。
对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联近72个小时。虽说我出差时的确很少和家人电话联系，但是时候把实情告诉她了。我和律师已经商量好，明天开庭之后就会告诉她一切。那时我将重获自由，对她的打击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国几个月，等待判决结果，那接下来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安排？难道要再举家搬迁一次吗？凭着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和工作经验，克拉拉刚刚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资企业雇用，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工作。也许我自己一个人在波士顿住上一段时间会更好。但是克拉拉能忍受这样的分居生活吗？孩子们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复思量着。这些无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我重读了一遍起诉书摘要，试图理顺塔拉罕项目中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但那实在是太久远了……开庭预计是在明天上午11点，考虑到提审需要的时间，狱警应该会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从凌晨4点就开始。按理说，我应该睡一会儿，但是床那么窄——宽度不超过半米，塑料床垫又那么薄，我怕自己睡觉的时候会掉下去。狱友们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计：用绳子把床垫、毯子和床单打个厚厚的结捆在一起。这个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实在透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烤肉，被绳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