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