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困惑和难以置信
语气写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医师根据临床经验判定，单身女病人要比已婚女病人更开心
些”。另外，她还把苏珊·安东尼，个传奇“怨愤泼妇”式人物，列入早期女权主义者队伍，并且富有让步精神（她胸怀该是多
慷慨大度啊）地承认，虽然“当其他‘女性参政者’开始结婚和生孩子时候，安东尼觉得她们背叛
自己”，但她并没有变成那种“和只猫孤独终老刻薄老处女”。
1966年，弗里丹参与创办全国妇女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第届主席。在次电视访谈中，有人问及全国妇女组织主要目标是什时候，她回答说，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抚育子女同工作结合到起”。[12]这组织宗旨进步说明，其不“接受社会对于女性传统设定，即个女人必须要在做贤妻良母和走进职场这两者中做出选择……
们相信，真正两性关系是建立在种新式婚姻观念上，是对责任平等分担”。[13]这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是！）是个具有突破性观点，但是全国妇女组织不该只是全国已婚妇女组织；而且不少迹象表明，这个组织认为每个女性都需要（或者都应该）按部就班地结婚和养育子女。
这只是弗里丹狭隘观点其中个面向。
她没有考虑到那些也许并不想被强迫加入这类新办协会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转变婚姻模式，在近几年以及在将来都越来越不依赖婚姻，已经不再选择做家庭主妇而是选择外出工作，以及从丈夫控制中独立出来、能够同时供养自己和孩子美国女性群体。另外，她还忽略广大黑人女性。
对于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黑人女性来说，相较于她们白人同龄人，她们接受大学教育和拥有“财政大权”概率更低，她们父母和未来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学教育，享有较高经济地位，而且她们更不可能拥有外出工作选择和机会。因此，黑人女性很少会像弗里丹读者们所体验到那样，对繁冗家庭生活萌生痛苦醒悟。
事实上，在弗里丹被历史铭记与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做出些具有重要意义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城律师萨迪·亚历山大（Sadie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为创造世界辉煌分子”，她们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那些“能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商品”工作中去。[14]亚历山大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女性地位和受保障程度会提高。另外，“如果她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制造者位置，她们就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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