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还是比唐代长安
皇宫面积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阳也建有
处规模宏大皇宫，以及几处广袤狩猎场。在1117—1119年间，徽宗痴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确是不计成本地开展
些建筑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罢免、军费开支骤然上升，大臣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逐渐显现赤字问题。不过即使到那时，女真人向开封勒索赔款时，宋官府藏库中仍然有大量铜币，以及金、银和绢等财富。
如果客观地考察这些问题，值得提是，认为统治者由于个人放纵而导致亡国观点古已有之。［6］在《左传》中，即使只是对华丽衣服感兴趣，也会被认为足以亡国。［7］唐初史家在编纂唐朝之前灭亡梁、陈和隋历史时，认为这些朝代灭亡都是因为末代皇帝“放荡生活”和“无节制地追求享乐”。［8］他们也许由此推论，如果位君主失去皇位，那
这件事本身即证明他没有对自己进行适当节制。唐太宗在他著作中也意识到“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9］在儒家传统中，值得称道是皇家节俭而非奢侈。
们还可以从跨文化角度来考察宋朝皇宫花费。建筑、装饰和收藏欲望在全世界君主中都非常普遍，与其他地方皇室相比，徽宗为加强皇室威严而投入花费并不算出格。纵观欧亚大陆，在条件允许时，宫廷总是愿意动用资源来增强自身宏伟气派，例如扩建皇宫设施和增加宫廷人员。但这样做君主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有时也不得不缩减开支，尤其是当宫廷希望派遣军队对外作战时。［10］当然，这都是相对。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欧洲，宫廷中平均每人花费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只有百万人口，面积也不比中国个州大多少，但他们修建规模宏大碧提宫（PittiPalace），并雇用大批艺术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只有两千万臣民，是徽宗时期人口五分之，但却修建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等多处宏伟庄严宫殿。无疑，对东西方这种不同种解释是，在欧洲，由于不同公国与封邑相互竞争威望，促进宫廷在富丽堂皇方面发展，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宋朝。
历史学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宫廷花费问题，但没有深入分析这点反映出徽宗什样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为重要政治人物立传惯例，但皇帝传记是个例外。在史书中，对开国皇帝叙述会比较详细，但对其继承人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就徽宗而言，史书中记载他正式谥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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