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笑了，其他人却没笑。一个前辈看了看女人们的眼色，换了话题：
“他不是想做导演吗？”
亨万哥哥撕了块鱿鱼，说道：
“嗯，好几次都走到最后，可还是落选了。最近听说去了有线电视台？”
早晨接到电话，我首
学时代，炳万和我做过两三次同桌。刚学除法那天，他总是很烦人地跟我说话，搞得我数学成绩惨不忍睹。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他打扰我对数字的专注力的瞬间。尽管又急又烦，然而为了不伤同桌的心，我没有表现出来，当然也担心被老师训斥。那真是不安而又复杂的瞬间。问题是从那之后，我的数学成绩一落千丈。后来每次数学考砸，我都感到委屈，仿佛都是炳万的错。总之，我们经常聚会玩耍。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做生意的父母身边长大，所以无论如何要在外面混到天黑才回家。想起当初令人振奋的肺活量，现在还觉得轻松。拉帮结派、熟悉规则、动用微不足道的词汇量拼命争吵，气呼呼地回家。忘了什么时候，为了尽可能悠得更远而助跑上了秋千，按捺住即将爆裂的心脏，我终于领悟道：
“原来成长是快乐的事情。”
炳万也是这样吗？也许是吧。他也的确爱跑爱跳。他好像在公司附近遭遇了什么事故。除了偶尔在镇客运站看到他身穿校服抽烟，我几乎没见过炳万。
告诉我前辈近况的人是亨万哥哥。他和俊前辈同届，也是诗友会成员。他不写诗，每天喝酒，但是口才很好，擅长活跃气氛。四年级之后，俊前辈就不参加诗友会了。他似乎忙着准备就业，听说他递交申请书的地方都没有录取他，女朋友也分手了。我们经常发送“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之类的短信，也说过“有时间喝一杯”，实际上从来没有真的这样。前辈几乎不和学校里的人们来往。准备高考或其他考试期间断绝人际交往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像前辈这样还是有点儿出人意料。我们的关系远不如我想的那么深厚，这个事实令我闷闷不乐。
亨万哥哥在酒桌上不停地说别人的事。谁的年薪多少，谁被迫写减薪同意书，科长挨个叫来职员，每个人都被迫写了。人们纷纷说“我活得更累”“我活得更狼狈”。一名同届校友抱怨说，就因为在故乡是陕川的部长面前随口骂了句全斗焕[4]，结果深受排挤。
“喂，那也比俊强。”
我假装没听见，却为“俊”这个名字竖起了耳朵。
“他不是在供货公司上班吗？干了不长时间就辞职了。那家公司的性贿赂很猖獗。客户做那种事的时候，俊负责结账。天冷了，他就在外面等着，冻得浑身发抖。完事之后叫来经理送客。”
有人开玩笑说：
“为什么等着，一起玩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