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在弟弟们回家应考期间，他经常写信让他们好好读书，争取功名。在曾国藩
言传身教之下，弟弟曾国荃1848年科考
等，补廪膳生。与此同时，曾国藩并没有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他开始深入地调查、
解历朝历代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社会现实。可以说，理学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迂腐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
值得提是，从1846年夏秋之交，曾国藩学术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从那年开始，曾国藩由“宗宋儒”转向“汉宋兼采”。对于汉学，也不像先前那样排斥，对于宋学，也有客观评价。这当中重要契机是曾国藩患病。因为身患肺病，曾国藩暂时摆脱繁忙公务，住在京城南部报国寺中养病。在那段时间里，曾国藩手边书是段玉裁作注《说文解字》。当时，适逢精于考据汉学家刘传莹也住在此。刘传莹虽为汉学家，但思想较为开通。曾国藩与刘传莹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双方都受益不少。曾国藩请刘传莹将自己所住地方题词命名为：“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也将每天写日记命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那段时间应该是曾国藩系统地盘整自己思想重要阶段。让曾国藩感到欣慰是，报国寺恰巧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栖居之所，这个古老寺院异常幽静，老树寒鸦，古柏夕阳，潜伏着股冲淡之气。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曾国藩能明显地感受到身体之中有种东西悄然长成，感觉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通顾亭林气场，已经能够感受到个人伟大心跳。那段时间里，曾国藩还写很多文章，内容囊括对传统文化梳理，对道德逻辑分析，对现实问题杂录，对玄学、史学和文艺理论看法，对些哲学问题困惑等等，文章思路之清晰，文字之精确雅致，让很多京城大儒暗生钦佩之心。经过这段时间盘整，可以说，曾国藩思想和学问又进入个新境界。
曾国藩就这样慢慢养就自己浩然之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觉悟后气韵暗合宇宙律动和气场，它表现为拥有种洁净而呈现出从容、宁静、智慧与无畏。这些品质看似独立、互不相干，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个立体不同侧面，只不过表现得不致罢。现在，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由于学问深刻，以及人格归于大
，可以说，曾国藩已能很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他表现为不贪婪，不妄想，做事沉稳，工于心计；同时，他善于沉默，自隐藏，放低自己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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