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领悟
很多东西。
除戒除自己
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方式，也如同佛教中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
会，就像驱赶魔障样，每天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黑色或者灰色雾霭。这是种清教徒似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个非严格意义禁欲主义者，个某种程度上自虐者。虽然这样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直努力去做，也坚持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戒”、“定”、“慧”样，这种理学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过程，有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现在，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真谛所在。他觉得这种修身过程有意义极，也有意思极。个人以如此方式深入自己，也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种精神和道德合。这种方式，也算是种宗教情感吧，将人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宗教成分，只不过，它直没有确定个反观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以为道德是种天生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学习与修身中，走条与宗教信仰类似道路。
理学对于人格修炼，使得曾国藩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个新台阶。他再也不是个简单、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书生。给人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个循规蹈矩学子变成个对于自己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人，他知道自己所走，是条滋养身心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自己社会责任感，也确立自己人生抱负。曾国藩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治学内容上，又增加“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内涵，他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京城十来年间，曾国藩每年都至少要寄百五十两白银回家，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他先后将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带到身边读书，全力尽自己兄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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