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以先前湘军做法,在徐州带募集兵勇,协助作战。二是战马缺少。捻军战马极多,此次僧格林沁蒙古马队溃散,捻军又掳战马逾万匹。如没有骑兵部队,官军将不战而败。曾国藩提议在徐州添练马队,另派人到北方买战马千余匹。三是扼捻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而防河之策,应该为目前第要义。江南水师,于黄河水性不合,要防河,应有大量准备工作,必须兴办黄河水师等等。四是北方土地面积广大,捻军活动范围很大,自己权力不能完全兼顾,因此朝廷要号令各地方*员,恪守自己职责。
曾国藩把众多困难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个明明白白说法。曾国藩太清楚京城那些遗老遗少,他们哪里知道下面艰难呢?曾国藩心里直耿耿于怀是朝廷对湘军不公,十几年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同天,曾国藩又向朝廷追加个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想趟这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推脱。这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这等于又将这三省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第线,但对于北方战局,还是相当解。在透彻地分析形势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同时,剿捻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十三个府州。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这次,似乎从开始,就有不好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家人跟着曾国藩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曾国藩外孙女受惊吓,随后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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