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暗访,对些违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带,有时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这样来,当地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存在基础。
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步完善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定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曾国藩把捻军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地区,在可能渡河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这样,捻军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马队也就没优势。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应该说,这完全是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在没有更好手段前提下,这样笨办法,也不失为个聪明之举。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些明显成效,捻军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当捻军马队跑不起来时候,曾国藩部队洋枪洋炮也就派上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捻军实力,摸索到整套对付捻军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最后获胜奠定基础。
在剿捻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是他与地方关系处理。地方大员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地方军与地方军,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湘系与淮系,等等,错综复杂。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矛盾,是件极耗心力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特长。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人事关系,坚持原则曾国藩直颇感失望。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每当曾国藩处理件类似事情,他就会平添分失望,也萌生分去意。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械斗案”。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员悍将,之后反戈击投降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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