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入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