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的自己，已到了燃眉之急的战事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杰出律师平日喜欢研读历史，他知道若要预知未来的情势，街头巷尾、商家和海报透露的讯息，比每天早上报纸刊登的新闻更准确。把妻女送到法国的前几个月，他每周写一封家书。起初，他都在议会街的律师楼写信，后来他刻意不写寄件人，最后，他偷偷从蒙锥克堡的牢房里写信。就像其他被囚禁的人一样，没有人看到他是何时被抓进去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克拉拉的母亲大声念着她父亲的家书，却掩饰不了哽咽声，她刻意跳过一些段落，觉得女儿并不需要知道那些。到了半夜，克拉拉央求表妹克劳黛再把父亲的信从头到尾念一遍给她听。就这样，克拉拉靠着借来的眼睛读信。从来没有人看过她流泪，即使在她父亲断了音讯之后，或是战况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她一滴泪都没掉过。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克拉拉说，“他坚持留在朋友们身边，因为他自认这是义务所在。但是，这份忠诚却置他于死地，时机一到，那些人毫不留情地背叛了他。谁都不能相信啊，达涅尔，尤其是你钦佩的人。这些人往往伤你最深！”
克拉拉吃力地说出最后几个字，仿佛那个充满机密和阴影的年代又出现了。我沉迷于她陶瓷般的眼神中，望着她那双没有泪水、没有矫情的眼睛，听她诉说我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事情。克拉拉巨细靡遗地形容她从未亲眼见过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精确的程度宛如弗拉芒派绘画大师。她的话既像细致的织物，又如时代的回音，她的语调抑扬顿挫，呈现着不同时空的不同节奏。她告诉我，流亡法国那几年，她和表妹克劳黛有个家庭教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酒鬼，满怀自负的文人心态，经常自夸他可以用发音完美的拉丁语朗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那迂腐守旧的个性，即使经过古罗马的文化熏陶也洗刷不掉，因此，她们私下帮他取了个“罗克福先生”[2]的绰号。罗克福先生虽然怪里怪气（他坚信猪肉香肠是对付血液循环不佳和痛风的利器，尤其是克拉拉的西班牙亲戚寄来的猪血肠更好），但其实是个品味优雅的人。打从年轻的时候，他为了吸收文化新知，每个月必定去一趟巴黎，据说他除了参观博物馆，晚上都是躺在一个美女的怀里厮磨度过，他称这女人为“包法利夫人”，但她本名其实叫作霍滕斯，而且是个没什么大脑的笨女人。
罗克福先生每一趟巴黎文化之旅，总是喜欢去逛圣母院前的一家旧书摊。一九二九年的一个午后，就在这个摊子上，他偶然发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罗克福向来乐于接受新事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