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断这篇文字的写作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当时我用的还是小学的横格本,在写满的纸页后面预留了两三页空地。我当时规划的是一部鸿篇巨著,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延期了。
严格说来,这本书的写作史就是一连串的中断。我以各种理由停笔,留待将来,留给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时候所做的那样。仅仅为此做出力所能及却又微不足道的准备,比如坐火车或者打电话时随手在纸片上做些类似标记的东西,似乎仅凭这三言两语,记忆便可还原一个内容框架,如同组装起一顶可折叠的行军帐篷;又好像这些干巴巴的潦草笔记,一经记忆泡发,便可绽放成繁盛的樱桃园。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回忆录中经常提及一个儿童游戏:在碗底放一些浅黄色薄片,倒满水,薄片立刻就焕发出光怪陆离的色彩,仿佛来自奇幻的东方,中国或日本。但我从未亲眼见证,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在祖母留下来的传家宝中,有一个会抽烟的小人,黑脸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样地抽着一根根细如毛发的香烟。香烟真的会冒烟,火星随着烟灰后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现如今,它的本领已经无从见识,而只能讲述了。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圆满,毕竟,对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动而言,所谓天堂,就挂在人们嘴上。
最早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十岁,也是在这栋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如今我同样在这里敲出了本章的头几个字母。在20世纪80年代,房间靠窗位置有一张边角带豁的书桌,一盏橘黄色的台灯,我在台灯底座上粘了一张贴画儿,所有贴画里最好的一张: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纷纷扬扬,熊妈妈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儿,旁边放着礼品口袋。贴纸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张贴画儿,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温水的小碗里一泡,把透明画纸麻利地从贴纸上揭下来,迅速粘到某个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点儿褶子。我记得在厨房搁架的小门上贴着另外两张:一张上面是一个小胖墩,头戴西班牙式宽檐帽,身穿多米诺式斗篷,脸上戴着半截猫脸面具,周边用金丝线绣着花体字母;另一张是企鹅和企鹅宝宝,在红红绿绿的北极光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有熊的那张。
似乎,当我把这些直到老屋装修之前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本已乌漆墨黑、无法辨识的旧生活的碎片一一讲述,从而使其重新生机勃勃、容光焕发时,我的心里会好受些,觉得总算把它们安放了。而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个破旧的、黯淡的、腐朽的、死掉的东西或玩意儿。似乎,我的毕生事业就在于将它们一一登记造册;似乎,我的成长就在于此。
不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