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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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