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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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管自己的爸爸叫“老爹”;关于闺蜜的叫“情报”,邻居通报的叫“新闻”,来自孤独无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