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知道,父亲怎样奇迹般地成了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得以
枝蔓蔓的家族历史所交汇的家族端点,变成他者和外人,变成一个挑挑拣拣的说书人,全权决定哪些部分能够见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祖父母辈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为了变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琐碎之中,与充满宏大叙事、动辄数百万人口误差的大历史保持距离。这种选择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无人确知。1914年秋,我年轻的太姥姥萨拉从战火连绵的法国辗转回到俄国,她本可以重新投身g,m,由此进入历史教科书或者——更有可能地——枪决名单。可她心甘情愿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终日守着四面条纹墙纸和一个丑陋发黄的奶油罐儿。那个奶油罐儿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活过了旧世界,活过了20世纪。
年轻气盛时,这曾经令我窘迫不堪,那种感觉难以描述,也令我羞于追根究底。怎么说呢,这关乎情节构思,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族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好让我们的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庆典上尤其明显。那时,战争才过去四十几年,刚好与我本人现在的年纪相仿,参加学校庆祝典礼的总是别人的爷爷——鲜花奖章,站在讲台上,腰板笔直,寡言少语(他们所经历的不适合被改编成童话或者魔幻故事),较之于证人,倒更像是证物。可我呢,外祖父廖尼亚没上过战场,他当年是工程师,在大后方工作;祖父科利亚本来是有军官证和红星勋章的,可后来听说,他当时在远东服役,究竟打没打过仗,终究不得而知。
不知从何时开始,感觉他应该是没打过,这种怀疑始自他日后的遭遇。这段暗黑历史乌云一样压在家族头顶,族人对此讳莫如深。那是在1938与1939年之交,贝利亚秘密特赦时期,有些人被突然释放;有些人,比如科利亚爷爷,没来得及被抓进去。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云遮雾罩,直到后来我核对了时间才发现,那段暗黑历史刚好与祖母的第二次怀孕时间重叠:我父亲出生于1939年8月1日,距离二战爆发和奥登的名诗September1,1939刚好一个月:
Wavesofangerandfear
Circulateoverthebright
Anddarkenedlandsoftheearth,
Obsessingourprivatelives;
Theunmentionableodourofdeath
OffendstheSeptembernigh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