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的负罪感进一步妨碍了我的记忆，让我将刨根问底一再推迟。我总在想，总有一天，当我成长到足够优秀时，我会拿上一个专门的本子，坐到妈妈身边，请她为我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绘制出具有完备意义和体系的家族系谱图，记载每一位弟兄甥侄的准确信息，由此产生像样的书籍。至于此种记忆的必要性，我从未产生过怀疑。
但我既没有询问，也没有记忆过，尽管我自认还有那么一点点学习东西的灵气和不坏的文字记忆。拼图终究未能拼凑成功，记忆中只剩下顺口溜一样的“萨尼娅、索尼娅、苏尼娅”，为数不多的来路不明的照片，缺乏载体的流动历史，以及陌生人的熟悉面孔。
这让我想起了在我家达洽[8]收藏的那副麻将牌。那栋小屋只有一间小卧室，一个小厨房，一方凉台，一片生长着几棵倔强的苹果树的沼泽地。它坐落于莫斯科郊外的萨尔特科夫卡镇，数十年间，家里的一应过时之物都会被搬运至此，开启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这栋小屋几乎从来没有往外扔过一样东西，那些老旧的物件渐次填充了世界，并赋予其均质性。收纳、承载旧物的老家具在年复一年的繁重劳作中日渐衰老。仓库里堆积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墨水盒，五斗柜里叠放着足有一百岁的睡袍，镜子后面的搁架上有个麻布口袋，那副麻将就装在口袋里。它曾经令我着迷了好多年，每年暑假我都渴望能够窥破其奥秘，让它造福于家人，但始终未能如愿。
据说，这副麻将是太姥姥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国外”一直被我想当然地理解成日本，因为家里还有两身旧到发轻的和服，一大一小，小的那身是给我的。那副麻将由很多的深褐色骨牌组成，每张上面都写着天书般神秘的方块字，完全无法对其分门别类。门类似乎太多，而相近元素却少得令人发慌，我又总担心日子久了，骨牌会少几张，这令我彻底抓狂。显而易见，这里头自有其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破解这一体系，甚至无法以其为基础，另行设计更为简易的体系。我甚至不敢把骨牌装在衣袋里带走，生怕弄丢一张，全体作废。
当我试着认真回忆时，突然发现，我一无所有。那些阅读老照片的夜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日期，信息，甚至连最基本的亲缘关系——诸如谁是谁的兄弟，谁是谁的外甥——都没有留下。那个制服上镶着金色纽扣的大耳朵男孩，跟那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大耳朵男人显然是同一个人，但他是我的什么人呢？我模糊地记得，他好像叫格里戈里，但这同样无法提供任何线索。构成那个亲缘世界、提供城际温暖的人们，死的死，散的散，阴阳相隔，天各一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