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的电车；空荡荡的旋转木马；谁家走丢的孩子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无用的套环；高耸的楼房，油光可鉴的棕黄色窗棂，窗户后面进行着的还是那个旧时的生活。所有这些，在灯火中摇曳着深蓝，散发着纯粹的忧郁，成倍地难以企及。这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旅行还是一种奢望，出国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绝无仅有的两三个出过国的熟人仿佛镀了金身一般）；也是因为，莫洛亚[4]笔下的当代巴黎跟明信片里那个蓝色与黑色的巴黎毫无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即明信片里的那个巴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明信片，就像名片或者装有粉色信纸的信封，让人恨不得立即把它们派上用场，却又想不出此时此地该拿它们怎么办。因此，相册再次被束之高阁，明信片重新被装进盒子，晚会结束了，一如往常。
这个旧世界的某些东西——它们将房间堆得满满的，像房间赖以支撑的爪子——终究在新生活中派上了用场。浅黄色的精致饰绦被我缝到了火枪兵制服上，穿到了学校的嘉年华上。另有一次，我戴了一顶黑色的巴黎礼帽，上面插着一根长而鬈曲的鸵鸟羽毛。那副细软皮革的手套已经套不到手上了，有些缩水了，但看上去似乎只是不合手罢了，而我就像灰姑娘的姐姐一样，为自己的宽大骨节感到难为情。华美轻盈的加尔德涅尔陶瓷[5]茶具每年被用来喝上两三次茶，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时才用。每逢此时，都是寻常生活中难得的庆典，一切规矩都可以暂时放宽，平时禁止的都被破例准许。在其余日子里，相册静静地躺着，而时间无声地流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家族是最最普通的，绝非大富大贵。所有那些家传的物件无非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陈设：几件索耐特家具[6]，两三把橡木圈椅，黑皮封面的《托尔斯泰全集》。如今，它们中的某些或许的确称得上传家之宝，但最初都是普通无奇的日常物件：钟表为的是报时，气压表为的是预测风,bao，带有猫头鹰雕饰的镇纸为的就是镇纸。这些朴实无华且不无笨重的物件的最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聚在一起，而它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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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记忆所有人”这一任务一辈子与我形影不离，但我至今仍远未做好准备。对于“过往”这一水底洞穴的每一次浸入，都意味着对那些名字和事件的逐条列举，但我始终未能熟记这一清单。有些东西会不时地自动跳到记忆里，像逃票的电车乘客，那通常是些趣事、轶事，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punctum[7]，这才是值得讲述的情节。的确，那些陌生的远房亲戚到底是医生还是律师，于我而言有何差异呢？这种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