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似乎家族历史只青睐巾帼英雄，对须眉男儿则过分苛刻。我们的家族完全是靠女人们撑起来的，尽管这并非男人们的过错：太姥爷英年早逝，姥爷寿命不长，而父亲则一直沉迷于无关紧要之事。当一位位族人成为过往，铺成通往我的阶梯时，在我的头脑中（也许，在母亲的头脑中同样如此），家族传承线几乎纯粹是由女性构成的——萨拉生了廖利娅，廖利娅生了娜塔莎，娜塔莎生了我。这个家族套娃似乎已经注定传女不传男，因此，唯一讲述者的身份也自然而然地由女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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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归到底，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为这些人树碑立传，以免他们默默无闻地消逝，不被提及，不被铭记。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没能记住他们。构成我全部家族史的，是几乎无法对号入座的轶事，顶多能够辨识四分之一的照片，以及由于缺少原点而无法提出、就算提出了也无人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我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原因如下。
在朗西埃[9]的随笔中，就历史人物给出了重要论述。朗西埃的哲学随笔总是干货满满，比如，“艺术的任务在于展现不可见之物”，我很喜欢这句话。格里戈里·达舍夫斯基[10]同样说过，诗歌的任务也在于此——将事物引入可见状态。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下面这点：在思考历史时，朗西埃出人意料地将文件和纪念碑放在了对立面。此处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说明。朗西埃所指的文件是关于已完结事件的报告，其宗旨是详尽地记述历史，“使记忆官方化”。而作为其对立面的纪念碑，“就其初始意义而言，是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的，它虽然无法讲述，却可以直接宣告，（……）其对于人类事务的见证意义胜过任何编年史，它可以是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
在这一意义上，我所构想的纪念碑似乎早已落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活在其中，如同置身于古埃及金字塔之中：在圈椅和钢琴之间，在为自我或他者、现实或过往生活的照片或物件所标记的空间里。家庭档案的小盒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凭证的直接引语，净是些贺卡、工会会员证，发生过却从未讲述过的往事的上皮细胞，但作为讲述者，它们毫不逊色于可发声者。单是对物件简单列举的清单已然足矣。
可以指望由这些东西拼凑起奥西里斯[11]的尸身，失散家族的集体躯壳。所有这些回忆片段和旧世界的遗物无疑构成了某种整体，并被赋予特殊的统一性。这个整体是残缺不全的，存在大量的空洞和缺失，恰似每一位走过一生的人——准确地讲，是其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