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于攫取、侵占他者之物，其审美判断就是强者对于弱者、生者对于死者的特权。
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喜欢那些不需要对话者，不考虑观者存在的照片。它们是对于非在的某种预演，那是没有我们、没有时间的生活，是已经无法进入的房间。一家人在喝茶，孩子们在下象棋，将军正低头打牌，女商贩在摆放馅饼……由此实现了不可遏止的古老夙愿，逐一窥视一所大房子里所有房间的窗户；逐一询问魔法瓦罐，每个人的午饭都是什么。这一夙愿的意义在于，暂时性地忘却自我，化身成与自我毫不相干的他者。大部分老照片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我：我就是我，现实就是现实。
与之同理的是那些摄影的废片，它们未能完全达成摄影师的预期，因而不被视为成品。比如因急速奔跑而被无限拉长的狗狗，踩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的穿着便鞋的某人的脚，误入镜头的路人甲，在胶卷时代这些底片会率先被淘汰、被销毁。而如今，正是这些照片焕发出不指向任何人的独特魅力。这是无主的，因而是“我”的；这些因错误而幸存的瞬间，不受任何绳索的羁绊，是生命从自我那里偷来的。这些人像是无名无姓的，这也正是其优点，它们为观者卸下一切负担——继承性、历史记忆、对逝者的缅怀与责任，相反，为观者提供一些样本，过去与未来的顺序名录，越偶然，越真实。这里的人物不是萨沙和伊万，而是象征性的个体——他和她，她和她，光和没有人。唯其摆脱了意义的束缚，才能获得自我阐释的机会，而阐释的自由使照片变成了一面镜子，在其方形池塘里，任何解读均可畅快游弋。它们就像是被捡来的孩子，好就好在愿意成为客体，为此蜕去过时的主体性，埋葬自己的死者——无论拍照者，还是被拍照者。他们不会试图去注视我们的眼睛。
[1]英文：体外射精。
[2]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1966），德国电影批评家、作家、政论家，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理论家之一。
[3]拉丁文：“上帝保管一切。”喷泉楼位于圣彼得堡喷泉河畔，是俄国18世纪著名建筑。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在此居住达三十年之久，这句铭文被其写在《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开篇。如今此地辟为“国立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
[4]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收藏家。其作品深受毕加索等立体主义画家的影响，淡化甚至抛弃文字的字面意义，将作品构筑为一个立体建筑，直指人物灵魂深处，对20世纪西方文学影响深远。
[5]奥斯卡·科柯施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