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的技术革新促使超存储器成为可能,而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就意味着“必需”。在古代,对人的纪念被移交到上帝之手,为纪念所付出的额外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多余的。被长久纪念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死去和复生完全不需要这些,铭记所有人的任务被移交到了最高等级。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对于书面记忆的态度十分不屑:
记忆开始转向外部,付诸文字和符号,而非源自自我内心。这种手段其实不是记忆,而是提醒。你传授学生的乃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会道听途说很多东西,不必学习便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不学无术,无法与之沟通。他们会变成伪智者。
至19世纪,随着技术g,m的推进,记忆突然变成了m;主实践,而存档变成了公众的大事。为亲属留下照片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与身体分开的、按照他者指令发出的人声,起初引发了恐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喇叭留声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歌剧明星的声音传遍了全球各地。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起初人们感觉,正在发生的事件意义明确,同样是古老的样本收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只会刻录最重要的,比如歌星的演唱,比如沙皇的演说。后来又出现了电影,起初同样具有单纯的功能性意义,作为讲述历史的又一种方式。而如今,透过历史的经验回溯便可发现,引领通往整个进程顶点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家庭录像、自拍杆,每个人都有机会保存一切。传统意义上的不朽变成了把戏:我们每个人的彻底消失都被撒上一层荧光粉,伪装成继续存在。荧光粉——保存下来的瞬间、对白、照片越多,自我和他者的非在就越容易承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和言语垃圾突然身价倍增,人们不再清扫它们,而是保存起来,以备后用。
照理说,为了成为文化矿层,我们生命中的物品和实践需要腐化、分解,一如人类的一切造物。吊诡的是,随着摄影摄像的出现,它们开始变得跟当今的垃圾一样,不再分解成泥土,而是累积起来,变成对未来完全无用之物。而一切不变之物都是不结果的,换言之,是注定灭绝的。
20世纪初的客厅曾以摆放形形色色的动物标本为时尚,挂在墙上的鹿头、野猪头,各种鸟类,这些动物标本腹内以锯末填充,外表看上去栩栩如生,而且远比活着时更加从容。据载,有些老妇人将一代又一代死去的猫狗制成标本,等那些带壁炉的老房子被拍卖时,里面足足有一打猎狗标本。还有其他更为激进的封存爱宠的方式:在加布里埃尔·迪安努兹欧[1]庄园至今展出着一件藏品,是用庄园主人的爱龟的铠甲制成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