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乌龟生前被喂养得几乎爬不动路，每天在那座名为“意大利人的胜利”的庄园里懒洋洋地晒太阳，最后终于被撑死了。爱龟死后，主人将其肥硕的肉身刮除，将巨大的龟壳制成了一件精美的餐盘，用来装饰餐桌，向宾客们讲述爱龟生前的美好时光。
在技术再现的时代，死者的地位变得颇为尴尬，其存在变成了“任务”：既然无法期待新的见面，理应动用一切手段，将死者的遗物充分利用起来。这种想法曾经带动了殡葬纪念品的兴盛，诸如用死者的头发制成标有姓名的发环，与死者遗体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死者看上去比生者更加精力充沛，因为拍摄此类照片耗时长久，活人往往忍不住做些小动作。在这类照片中往往无从分辨，在一群盛装者中间，谁是安详的往生者，谁是哀恸的在世者。[2]至20世纪中叶，遗体保管臻至顶峰，人们将政治领袖那音容宛在的遗体盛放在水晶棺中，陈列在巨大的城市广场上。
这股蔓延了两个世纪的潮流终于也席卷了我们。如今，死者学会了跟生者交谈：将已故者的书信、电话自动应答器上的录音、社交网络上的聊天记录打碎重组，上传到软件，便可用已故者的声音回答生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类手机软件早在两年前就登录了AppStore，借助它，你可以跟王子[3]这样的流行巨星对话，或者跟在车祸中英年早逝的罗曼·马祖连科[4]聊天。你问他：“你现在在哪儿？”他会回答：“我爱纽约。”对答如流，丝毫不会让人觉得诡异或尴尬。
新的载体技术改变了接受方式，无论故事、履历，还是文本（自己的或他者的）都不再被视为链条，即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果相继的一系列事件。这一方面值得高兴：在技术时代任何人都不至于不留痕迹地故去，在广袤无垠的存储器空间所有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旧的等级世界恰恰立足于选择性，即发声者并非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和选择的必要性一同消失的，还有对于好坏善恶的认识本身，剩下的是大杂烩，其中既有事实，也有被错当成事实的各种观点。
过去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间往往只有一两个交汇点。铁板的知识变成了蜡泥的，可以随意揉捏。记忆、恢复、记录的愿望，随随便便就与对所发生事件的一知半解结合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信息单元能以任何方式、任何顺序联系起来，其意义会随着引导方向的改变而改变。我的那些语言学家朋友们，德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都说他们的学生很擅长捕捉潜文本，分析隐秘内容，却不愿或者不会将文本作为整体进行阐述。原本天经地义的讲述历史的义务与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