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神圣的共同坟墓。”东正教在安魂祈祷时会这样说。既然地球于我们是唯一的(我们于地球亦然),生者与死者的相会之地——墓地——我们脚下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有可能成为。不过,墓地终归是为我们服务的,它甚至还有很多附加功能。18世纪的威尼斯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接待室,在那些大厅里,此世的人弹奏乐器,玩多米诺骨牌,聊天,喝咖啡,顺便拜访一下故世的亲人。修士和见习修士会隔着一道栅栏坐在那里,陪人们聊天,然后才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直到最近两三百年,公墓才变成单向聊天区域。不过,公墓还有另外一个用途,比这个要古老得多——文字之地,书面见证的区域。
在这本人类的地址簿上,一切必要信息都相当简明扼要,通常只限于人名和日期,其余的事实上也并不需要:反正我们也只会关心我们所熟悉的三两个姓名,没有人会有心思阅读整个墓地的上千页内容。安息之人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阅读”,即某个过路人没来由地从一排墓碑中选中一个,驻足片刻,耐心读完,以满足自己那古老的好奇心:墓主究竟何许人也。这是将希望寄托于他者的拯救性视线,其目光在石刻的文字上移动,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为其赋予暂时性的生命和目的论链条的温度。这种希冀令这些不知名的坟墓和字迹模糊的石碑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看上去,墓志铭几乎是完全冗余的,它只是类似于路标,告诉过路者,这里躺着一个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墓碑之上,而在于墓碑之下。但即便如此,关于墓主的简短介绍、生卒年份等还是有必要的,至于原因与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需求,比信仰普遍复活的基督教本身还要古老。安妮·卡森[1]在一本书中步步为营地对比了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文本——策兰[2]和西蒙尼德斯[3],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在坟墓之上——那里只有他者死亡、墓碑以及对于解释性铭文的需求——诗歌才会从声音的外壳中孵化而出,开始作为文字艺术而存在。其目标受众是那些人:他们能够看到,并将刻在石头上的变成自我记忆及其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墓志铭成了书面诗歌的第一种体裁,生者与死者之间独特接触的客体——互救协议。生者在自我记忆中为死者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相信“我们的死者不会置我们于危难而不顾”。
诗人,无论哪一位,在此处是不可或缺的:他肩负着救赎的任务,将某人的生命变成便携式的,将标志与肉体分离,将记忆与肉体所在之处分离。只要读上一遍,墓志铭就会变成流动性的,像交通工具或者身份凭证一样,为死者赋予新的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