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露其民族和家族属性的特征。1904年,托马斯·曼正面评价了自己未来妻子的家庭:“舞蹈厅里挂着精美绝伦的汉斯·托马[13]的作品……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犹太人,除了文化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文化圈的归属即默认着割裂犹太身份。而对于犹太身份的坚守则被看成迂腐,“仿佛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还存在着某个民族,并且有可能在其原生民族性之上建设文化似的。”父母均为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如是写道。20世纪初那些高学历、有教养、受世俗教育的欧洲犹太人完全否认自己与那些背井离乡、口音浓重、信仰守旧的同族人之间有任何共通之处。对此他们没有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有意愿且有机会接受同化之人而言,能够令人联想到犹太的一切均被视为丑陋的返祖现象,譬如有幸爬上陆地的动物拖曳在身后的鱼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在以赛亚·伯林[14]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和帕斯捷尔纳克在1945年的会面,说后者“非常不愿意提及这一话题,倒不是因为他对此感到多么羞耻,只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更希望犹太人能够被同化,不再成之为一个民族。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
摆在世纪之交的一代犹太人面前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g,m,同化,复国——彼此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差别。西奥多·赫兹尔[15]彼时新创的犹太复国梦尚未落地生根,关于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争论[16]正如火如荼,很多人已经倾向于后者,即以古代、初始典范之名拒绝被迫害、被驱逐、被排斥的自我现状。同化——自愿浸入强势的他者文化之河——由来已久,当教育及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自然出现。父辈的陈腐宗教眼看着黯然失色,而宣扬平等友爱的g,m愈发魅惑,将阶层和民族的障碍连根铲除。1905年10月17日,我的太姥姥走上街头,跟陌生人和半陌生人手挽着手,但每个人都像是至亲之人,这不难理解——他们可是为了建设理智公平的新世界而走到一起的。这种新的同一性与旅行颇为相似:当你身处距离熟悉的世界数千公里之外时,会突然感觉自我得到了升华,变得更美丽、更睿智、更能区分善恶。太姥姥在下诺夫哥罗德兵营所散发的传单,与其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体验殊无共同之处,唯其如此,将这些对自己而言同样崭新的信息传递出去才显得愈发重要。而在家庭语言中,这些概念都是缺场的。
在阅读1907—1908年留存下来的信件时不难发现的第二点,是它们散发出一种聚合性热度,而其源泉正是彼时的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