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自认为赢得了这场战斗。《人生?如戏?》并非这一胜利的证明,而是胜利本身,战场本身,是被攻克的堡垒以及769幅水粉画的宣言书。但尽管如此,它通常不被视为客体,而被视为材料,供人们酌情选用、随意删减;不被视为成就,而被视为证据,被引用于各种总结性文本;不被视为结果,而被视为未完成的承诺——简而言之,被视为一份人生记录。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解读更远离现实的了。
最近几年论述夏洛特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在提醒我们提防一种明显的威胁,即将其作品视为牺牲品留下的死亡纪事。于世界末日前夕在蔚蓝海岸边用图画写下的德国轻歌剧,所讲述的并非屠犹。这需要读者为之付出专门的努力,即面对萨洛蒙的作品时,对于隧道尽头的奥斯维辛需要既铭记又忘却,既知晓又不知晓。就像《人生?如戏?》的画页上蒙上了一层写有文字的描图纸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描图纸隐约看见图画,但与此同时,可以在任何时候揭开这层过滤纸,直面纯粹的色彩。
1941年夏,夏洛特·萨洛蒙对自己的幸运感激涕零,自视为为数不多的逃离灾难之人。在她的文字中,除了最开始的“故事发生于1913—1940年的德国,后转至法国尼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时间标记:“在天与地之间,在公元后,新救赎元年。”诺亚及其儿子们完全有可能如此描述彼时彼地的自我感受。萨洛蒙也是如此看待自我及自我命运的。已知的世界终结了,连同一切她所爱或所恨之人,他们都死了,消失了,沦落天涯。而她仿佛是新土地上的第一人,蒙受了意外的、无法描述的恩情,被赐予了全新的、得到救赎的世界。“泡沫,梦境,我的梦境漂浮在蓝色海面。是什么让你一次次地从这样的疼痛和痛苦中塑造自己?是谁赋予你这种权利?梦啊,回答我,你为谁服务?你为何要拯救我?”
战争一结束,夏洛特的父亲和继母就来到威利弗朗斯-苏梅镇,寻找一切与女儿相关的痕迹,传言,证据。一个布包被交到了他们手中,洛特(家里人这样称呼她)曾对自己的友人说:“这里有我的整个生命。”无独有偶,米普·吉斯[3]也是这样向集中营幸存者奥托·弗兰克转交他的女儿安妮的日记的。更为奇特的是,这些事情彼此相隔如此之近,简直触手可及:夏洛特的父亲艾伯特·萨洛蒙和妻子战争期间就躲在阿姆斯特丹,离弗兰克一家不远;弗兰克第一个向他们展示了女儿安妮的日记,又过了一段时间,两家人又一起商定了如何处理夏洛特的画作。我几乎能够看见,他们怎样坐在那里,在后来的20世纪50—60年代,作为失去孩子的父母,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