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平等。是否正因如此，秘密盒子——里面装的净是些非同寻常之物，不被允许的诙谐讽刺之美，晶莹珠粒，剪纸玫瑰——于我们才仿佛变成了政治庇护所，作为对国界和其他界限的跨越。
在广袤国度的某些村庄，人们偶尔会将土枪、祖父的纳甘枪甚或沙皇的金币藏在地下。在靠近莫斯科的达洽里，菜园的阴暗湿土中深埋着反苏宣传材料、谋逆的手稿和书籍，这些东西藏在家里极其危险，哪怕是藏在阁楼里。我们那些乍看起来懵懂无知的地下藏宝，或许与此也有直接关系：我们将美藏起来，不给闲杂人等看，这些美是周围所缺乏的，我们不愿意将其与随便什么人分享。
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回忆录中遇到了这个字眼。那本回忆录十分简短，是20世纪50年代用英文写下的，跟70年代苏联闪亮亮的玻璃和金箔纸毫无关系。书中讲述的是g,m后1919年发生在乌克兰南部的大洗劫，一个小女孩的亲眼所见。小村庄如何每天晚上提心吊胆等,bao徒前来；女人和孩子们如何四处躲藏——栅栏下、树桩后面，事后再回到村里，为遇害者收尸。住在那里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躲避灾难，那是只有无处可逃时才想得到的：用砖封住的密室、地下室、土窑，遇到祸害就全家人挤到里边，等灾祸过去再出来。偶尔能够奏效。这些隐秘的庇护所，据书中说，有一个专门的称谓—sekr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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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在纽约的一家画廊里，约瑟夫·康奈尔给一小群观众放映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影片名叫《玫瑰·霍巴特》（RoseHobart），时长近17分钟。投影仪镜头用一块蓝色玻璃罩住，为画面蒙上了月亮的色调。影片速度极慢，且没有声音，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默片时代。
时年三十二岁的萨尔瓦多·达利也在观众之中。当影片放映到一半时，达利突然跳起来，推翻了投影仪，大喊大叫，说康奈尔剽窃了他的创意。他坚称，这一理念是存在于他——萨尔瓦多·达利的潜意识之中的，是他本人的梦境，康奈尔没有任何权利将其据为己有。
在达利离开画廊之后，放映继续。身穿浅蓝色缠腰、身体被涂成深蓝色的土著人用长杆将鳄鱼赶下河去，风吹动棕榈树叶，一位惊艳绝伦的女人靠近什么东西仔细凝视，随后又重复了两次同一动作。太阳隐没了；水面出现一个圆如眼睛的气泡。女人在跟一只猴子嬉戏。这部影片作者此后再没有放映过，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它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功能。
耐人寻味的是，达利认为自己被剽窃的东西，其实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康奈尔，至少在通常理解的著作权意义上。康奈尔那天在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