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已经被高层建筑占据了一百年,那里先后入驻过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劳改营,属于苏联最早的一批,随后劳改营才逐渐多起来。
每年秋季,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程序是这样的: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在红色恐怖年代被枪决者的姓名与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队伍直到黄昏仍不见缩短,尽管那时的天气往往已经很凉了。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唤出陌生遇难者与亲人的名字。巨石旁边燃起蜡烛。去年,我年仅十岁的儿子也站在队列中间,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为何而来,他听着高声报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亲,失声痛哭。那个人,他说,是5月6号被杀的,在我生日那天。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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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生日真的意味着什么。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胜利日同一天。这个重要事实我打小就时常听人提起,几乎从我还没完全学会走路时起。妈妈喜欢回忆1945年的春天——从疏散地的回归,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礼炮,长长的宴会桌边坐满了亲人、朋友以及整栋公共住宅里的全体住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结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胜利一起,她的低调生日似乎也获得了最终的圆满,证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与5月9日的天然联系历来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话,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识到,廖利娅实际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当时的旧历推算。还有,她的父亲米沙(米哈伊尔)出生时是另一个名字。在家族档案中有一张毕业证书,上面写着“米赫尔·弗里德曼,药剂师专业”。无论我怎样努力查找,始终未能找到变身的那一瞬间,太姥爷何以摇身一变,变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尔斯泰全集的年轻律师。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学生外甥的唯一建议:“要活得有趣。”——他本人做到了吗?
改名字对于那些经常变更居住地的人来说稀松平常。外祖父的父亲,穿着条纹西装的美男子弗拉基米尔·古列维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谢伊-武尔夫。他们是何时、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旧皮囊,换上新皮囊的?米赫尔变成米哈伊尔几乎毫不费力,弗拉基米尔和莫伊谢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