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走,但我闷声不响,期盼他们能够回心转意。
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比之前预想的要久得多:德国方面的许可直到四年后才批下来,而我照旧不大相信,我们一家人会分开。但父母已经收拾好行囊,催促我及早决定;但我哪儿也不打算去。别的暂且不说,周围的生活正让我觉得分外有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由我开启了,如一扇半开的门。对父母而言显而易见的那些东西,我没法看清楚,好像眼睛不够用似的。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想要上岸了。
于是便启动了颇类似于离婚的程序:他们走了,我留下了,彼此都明白,却谁也没说出口。被掏出的房子内脏、书籍和物事也全部分成了“走”或者“留”,普希金和福克纳被装进了纸板箱,等待邮寄。
让妈妈耗时最久的是家里那些老物件。根据当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法律,任何有年头的东西,无论是否为家庭所有,想要运出俄罗斯国境,都得有一份“无价值证明”。这个贩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名画的国家似乎打算确认,别人家的私产不会从它这儿流失。太姥姥的杯子和戒指被拿去鉴定,连同那些我如此挚爱的古老明信片和照片。它们本来的顺序被打乱了;妈妈信不过我的记性,一张一张做上标记,一摞一摞分好。她将挑选出来的那些放进一个大大的、带有曾经十分流行的日式压花的相册里。相册扉页用法语斜写着:“萨拉存念,米佳敬赠。”
那里聚集了所有人,所有她记得姓名,并且认为有必要将其带到即将起航的方舟之上的人。太姥姥的同班女生们跟一些不知名的大胡子们比邻而居;还有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婴儿,是那位“伦敦的姑妈”所生的孩子,据说这位姑妈在国外曾与大名鼎鼎的克伦斯基[2]过从甚密;生前不大和睦的婆媳别佳和廖利娅住在同一页;里面还夹着我上小学时的校园卡;科利亚爷爷坐在某个久远的山坡上发呆;还有我们先后养的两条狗——卡里哈和利娜;二十岁的长大成人的我也在里面,在最后几页,被郑重其事地夹在萨哈罗夫院士[3]和亚历山大·梅恩神父[4]的报纸画像之间。我们所有人,包括萨哈罗夫院士在内,均被列进了一个长长的、由父亲手书的名单——“朋友,亲戚,家人(1880—1991)”。
父母是坐火车离开的,在1995年温暖的四月。大自然一派生机勃勃,白俄罗斯火车站(曾经的布列斯特火车站)头顶的天空蓝蓝的,懒懒的。当火车远去,转过弯道以后,我们,留下的人们,转过身,沿着月台往回走。因是周日,人并不多,我一直在酝酿着是否号啕大哭一场,突然发现一个腆着啤酒肚的男人正站在电气火车门旁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