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罗兰·巴特、曼德尔施塔姆等诸多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文学家围绕记忆展开的对话、商榷与论争,在翻译过程中,我时时为作家涉猎之广泛、思维之敏锐、洞见之深刻而折服。为方便读者,我不得不做了两百余条译注,而书中所提及的人物与作品实则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忧伤,是本书的基调。这忧伤源自家族命运的卑微——整个家族史犹如“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源自犹太民族的命途多舛——世界各地的屠犹遇难者纪念馆、犹太公墓是作家拜谒悼念的必然场所;源自对于死亡的持续性思考——且看作家眼中的地铁:“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源自以记忆拯救过往的痴妄:“我仿佛乘坐一条不大牢靠的小船航行在混浊的黑色湖水中,每当我俯身靠近水面,立刻便有众多黯然失色的脑袋从湖底钻出。他们越来越多,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得用笨重的长杆将其一一钩到船边,仔细辨认,却仍然认不出。在这些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的脑袋中间,没有我的亲人;我的小船上也几乎没有空位,船尾堆满了装着未知货物的口袋。就像梦中每每发生的那样,这一切没有尽头,只有无声的、无出路的航行,谁也无法带走,甚至无法用手电筒照亮那些半张的嘴巴,猜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但,这种忧伤是明亮的。这明亮源自对族人、对家人乃至对其遗物的温情:在赫尔松市档案馆,“趁着没人注意,我忍不住伸出手去,用手指肚摩挲了一会儿”祖太姥爷一个世纪以前留下的亲笔签名,那是关于他唯一残存的有温度的记忆;这明亮还源自对全体死者的人性关怀:作家反对一种基础性的不公,即“有趣”与“无趣”、“重要”与“非重要”的古老两分法,而将全体死者视为弱势群体,为其自由与人权鼓与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兰媒体才将本书誉为“死者人权宣言书”;这明亮还源自一种超越情感的哲思态度:作家始于“记忆所有人”的愿望,迷惘于记忆的徒劳与虚妄,最后终于与记忆达成了妥协——“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阅读本书,仿佛在一个,bao风雪肆虐的冬夜,和作家一道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翻看一本本泛黄的家族老相册,聆听每一张老照片背后的遥远故事,及至一切氤氲开去,空余一片辽阔。
沐浴着这种明亮的忧伤,我完成了书稿的翻译;而在校对译稿时,我突然发现了原文的一处纰漏——关于太姥姥萨拉的年龄。在第一部第三章《若干照片》中描述了一张名为“街垒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