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的照片，拍摄于1905年12月，说“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第三部第一章《命运难逃》在提及1905年10月17日的g,m游行时又说：“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两处文字共同指明：1905年萨拉十七岁。然而，同在第三部第一章的后面几页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萨拉·金兹堡1924年办理的身份证明中，出生地标注为萨拉托夫，而在她后来的自传中却说是波钦基。出生日期倒并无出入，都是1885年1月10日（按如今的新历是1月22日）。”据此推算，1905年萨拉当为二十岁，何来十七岁？
这一发现令我困惑不已，不知作家何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后来我想到：如此明显的疏漏作家是不可能意识不到的，想来是有意为之。首先，对于家族记忆的追溯、对于已故宗亲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自然过程，很多之前深信不疑的事实，到头来其实是讹传，正如书中所说，“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其次，这似乎恰恰构成了关于记忆之不可靠的一种隐秘启示。本书虽是纪实性的，其间却引用了大量真实的档案资料与手稿，但作家所致力于完成的，并非一部准确无误的家族史，而是在自我头脑中复现主观的家族记忆，连同其全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文件、档案，即令是至亲的手稿有时也不足为凭，一如廖吉克从列宁格勒前线发来的“一切照旧”，抑或父亲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虚假繁荣”。
我向玛丽亚去信提出这一疑问，她在回信中说：“关于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年龄，我所掌握的信息的确是互相矛盾的，且未能求证。按照家族的说法，1905年萨拉正上中学（约摸十六七岁的年纪），而这是比较符合实情的，中学毕业之后她本该接着考大学，但逮捕和流放打乱了这一计划，她只好改去蒙彼利埃和巴黎留学。但她在后来的自传中说自己是1885年生人，据此推算，1905年风潮时她的确应为20岁，也的确不是中学生的年纪……我怀疑，她可能是擅自给自己添了几岁（这在g,m年代屡见不鲜，况且当时的档案管理并无统一部门负责）。总之，这是很复杂的情形，也正如你所说的，又一次证明了记忆的不可靠和矛盾性。”
这场明亮而忧伤的时空记忆之旅整整持续了十六个月。在这段漫长而倏忽的岁月里，作家的家族史，连同其谱系、传奇、变故、龃龉，从书页和电脑屏幕移植到我的脑海；每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