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成员，连同其相貌、性格、爱情、生死，都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仿佛也变成了我的亲人。曾经煊赫一时、后从人间蒸发的祖太姥爷古列维奇，其漫长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太姥姥萨拉，外祖父母看似琴瑟和谐、实则暗藏背叛的婚姻，外祖母与外曾祖母冰炭不投的婆媳关系，祖父建功立业的执念与报国无门的落寞，姑妈我行我素的执拗与压抑自我的痛苦……所有这一切不时便浮现眼前，与我自己的家族记忆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处。
三月末，译稿接近尾声时，母亲于十年前查出的冠心病——跟书中的外祖母廖利娅和母亲娜塔莎同一种病——突然加重，到市第一医院做完造影，医生说三支心血管均有严重病变，已经没法安放支架，要么心脏搭桥，但风险极高（一来母亲年纪大了，二来基础疾病较多）；要么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等”。我嘴笨，不会安慰人，妈妈反倒劝我，说老天爷要想摁脑袋，谁也没法不低头，人这辈子总要有这么一回的。临近清明，天阴雨湿，我拿着刻录好的造影光盘，辗转找到了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王斌医生，他看过光盘，笃定地说：来吧，可以放支架。那一瞬，我生平头一回有了劫后余生之感。节后第二天，妈妈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记忆中，手术室门外那条廊道从头到尾一片亮白（可照片上明明是被一道道黄色木板门隔开的），漫长的近三个小时，两万七千余步之后，我被唤进去，母亲被推了出来。手术很成功，但只成功了一半，三个月后再去做另一半。
终于交稿后的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人——妈妈，女儿，妻子和我开车来到椰风寨，享受很久没有共度的假日时光。太阳很大，我们坐在树荫下，吹着海风，大为畅快。数十米外的海滩上矗立着几块巨型礁石，其中一块状如一颗巨大的花生，花生肚目测有五六米高。我一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日头毒辣，跑到石边，沿坡度较缓的一面爬了上去，坐在离海面最近的最高处，极目远眺。从遥远的海天之交，海浪裹挟着海水，向着岸边长途跋涉而来，有的轻吻一口海沙后便悄然退去；有的则一头撞在礁石上，粉身碎骨。我忽然觉得，这不正像是众生在命运之海的无尽轮回吗？——海水还是那些海水，浪头却永远不再是那个浪头了。
李春雨
2020年6月29日于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