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他年轻时从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笔头好，时任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十年，关系亲近。倘若领导高升，他大概会跟着走，不过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移动，回嘉兴颐养天年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
大哥去世后，秘书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印有办公厅抬头的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十八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读起来像片断杂记，另外两篇比较完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大哥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正是本命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上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末一个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很恶”，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睡在单位，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疼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得习惯。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四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自责，他去世后，她不再染黑头发，说，“越染越多”，像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又迷信又笃定。
他的死巩固了他是我母亲最爱的孩子的地位，她也因此怨恨我大嫂。大嫂是学医的，难道会看不出来他脸色有问题，是真正在一步步走向绝症吗？我大嫂在病房里对大哥的朋友说过，做医生的反而对日常的头疼脑热没那么注意，不大关注家人的身体，更不关注自己的，况且她在眼科。那次家人也在场，我母亲更觉得她是在借机推诿，但我觉得她的辩白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医生因为家人说肠胃不适而大惊小怪。生前，他偶去打高尔夫，随着这种运动日渐敏感，他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个朋友下围棋，都是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冷淡。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在一起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私下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许配过去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找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现在还有爱好自己跑程序的老人，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