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三日日记
西莫尼尼绞尽脑汁地想要弄明白究竟是谁进入了他家和达拉·皮科拉家。他开始回忆起，早在一八八〇年代初，他就经常光顾朱丽叶特·亚当的沙龙（他在博纳街的书店里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身份还是拉梅西纳夫人），在沙龙里，他结识了朱莉亚娜·迪米特里耶夫纳·格林卡(1)，通过她，他又与拉奇科夫斯基(2)拉上关系。假如有人偷偷溜进他家（或达拉·皮科拉家），那么这件事一定与那二人中的一个有关。现在他开始意识到，那二人是与他追寻同一批财宝的对手。但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十五六年，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俄国人是从什么时候盯上他的呢？
难道那些人不会是共济会会员？他应该做过得罪那些人的事，也许他们到他家来是为了寻找对他们不利的文件。在那些年，他设法接近共济会的圈子，一是为了取悦奥斯曼·贝伊，二是由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逼得很紧，因为在罗马，他们正在策划一轮针对共济会（也针对启发了共济会的犹太人）的正面攻击，他们需要新鲜的资料——他们手头的资料少得可怜，以至于在《天主教文明》(3)这份耶稣会的期刊里，还不得不转载西莫尼尼爷爷写给巴吕埃尔院长的信，而这封信早在三年前就在《当代》上刊登过了。
西莫尼尼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当时，他寻思过自己真的加入共济会是否妥当。到时候，他大概要服从命令，不得不参加一些共济会的集会，同时也无法拒绝向同会兄弟提供帮助。所有这一切会大大限制他的自由。此外，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某个共济会支部为了吸纳他，要对他当时的生活和过去的经历进行一番调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或许更合适的办法是敲诈一个共济会会员，逼迫他成为眼线。此外，一个伪造过许多假遗嘱的公证员，鉴于其颇有造诣，也应该认识两三个共济会的头面人物。
再说，也没有必要明目张胆地敲诈。几年来，西莫尼尼就已决定从“线人”变成国际间谍，他当然会因此而获些利益，但还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干间谍这一行迫使他过上一种近乎地下的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间谍，同时为多个东家工作，以至于谁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人搜集情报，也没人知道他手上到底掌握多少情报。
被当成间谍是极其有利可图的，因为大家都设法从他那里弄到在他们看来极有价值的秘密，他们都不惜重金，想从他那里挖一些机密。由于这些人都不想,bao露身份，所以都会打着办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