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
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w.g”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w.g”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g,m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g,m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g,m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w.g”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bao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