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周恩来总理突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着手领导复课，试图局部地纠正“w.g”灾难。这就使很多濒临灭绝的“边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读书了，也使我们有机会回上海参与一点教材编写。我被分配到“鲁迅教材编写组”，这又拿起了笔。记得那笔是从静安寺百乐商场买的，一元钱左右的吸墨水钢笔。当时的钢笔也已经有了几个“国内名牌”，像“英雄”、“金星”什么的，那就要二三元钱一支了，我买不起。
编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几天就写完了。但是，复课、编教材这件事虽然由周恩来直接布置，却仍然受到主张废学停课的极左派反对，认为是“右倾翻案”，时时准备反击。他们正忙着张罗让刚刚回课堂的学生再看一遍《边疆新苗》这样的戏，“重返边疆再g,m”。这让我又一次愤怒，既为教育愤怒，又为戏剧愤怒。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势头，我的愤怒也就变成了学术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钱的笔，开始行动。那时为了复课，各大学的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一个早就熟悉的职工蔡祥明，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的帮助一段段翻译。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不利于“g,m样板戏”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当时完全无法设想这部长达六十八万言的艰深学术著作能够出版，当然更无法预料，这书居然在几十年后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见，那支笔，那支帮我偷偷潜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泞中描划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构建。
与这个学术构建相比，我后来完成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更为著名，却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