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寄给在《收获》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邮局找不到,就塞到路边一个灰
命力度。
五
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
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强批准。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但那地方太开阔、太芜杂了,当然找不到。转念一想也释然了: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从现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
我考察的习惯,不在现场抄录什么,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简薄,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比我为爸爸写“交代”的那一种更好用。只不过那稿纸太薄,一写就穿,落笔要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