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就能理解很多政策和改革。比如，随着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需要打破现有
行政边界，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无缝对接标准化公共服务，所以就有
各种都市圈规划，有些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比如长三角
体化、京津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再比如，地理阻隔不利沟通，但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行政区划也可以简化，比如撤县设区。此外，理解方言和文化多样性，也就理解推广普通话和共同文化历史教育对维护国家统重要性。
当然，无论是人口密度、地理还是语言文化，都只是为理解行政区划勾勒个大致框架，无法涵盖所有复杂情况。其，人口密度变化频繁，但行政区域调整要缓慢得多。虽然些人口流入地可以“撤县建区”来扩张城市，但人口流出地却很少因人口减少去裁撤行政单位，般只是合并些公共设施来降低成本，比如撤并农村中小学。其二，古代行政区划除“随山川形变”外，也遵循“犬牙交错”原则，即为政治稳定需要，人为打破自然边界，不以天险为界来划分行政区，防止地方势力依天险制造分裂。元朝在这方面走极端，设立行省面积极大，几乎将主要天险完全消融在各行省内部，但效果并不好。其三，方言与文化区域经常被行政区划割裂。比如客家话虽是主要方言，但整个客家话大区被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分割。再比如有名苏南、苏北之分：苏州、无锡、常州本和浙江样同属吴语区，却与讲江淮官话苏北道被划进江苏省。行政交界地区经济发展
国经济中有个现象：处在行政交界（尤其是省交界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省级陆路交界线共66条，总长度5.2万公里，按边界两侧各15公里计算，总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六分之。然而，在2012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却有超过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15)
这俗称“三不管地带”现象，也可以用公共物品规模效应和边界理论来解释。首先，省之内以省会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最为密集，公共物品规模经济效应最为显著。但几乎所有省会（除南京和西宁外）无临近省边界，这种地理距离限制边界地区获取公共资源。其次，省边界划分与地理条件相关。诸多省界县位于山区，坡度平均要比非省界县高35%，不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山西、河北边界太行山区，江西、福建边界武夷山区，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大别山区等。再次，省界划分虽与方言和地方文化有关，但并不完全重合。省之内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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