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稻草人。
父亲有时候还会犯糊涂，一次我去，赶上他睡完午觉起来，保姆正扶他练步，接连几步都走得踉踉跄跄，他像是生气了，突然回头很大声音地问我：文秀怎么不来看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大姐一直跟着母亲，几年后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听人说新疆地多人少，吃饭不愁，报名去了建设兵团，不知怎么飞快地在那里嫁了人。我们收到来信，巴巴地凑钱托人，给她买到了她最喜欢的粉红底色大红囍字的床单枕巾寄去，东西辗转寄到新疆喀什的图木舒克时她已经死于难产。她丈夫算有良心，那块囍字床单后来做了她的妆裹。
我不敢刺激父亲。过了一会儿，他练完了，坐下来歇腿。亦梅去削水果，我搭讪着拿本旧相册跟父亲一起看，里头有不少老照片儿，兴许他看着看着，就能想起来。有一张相片上几个孩子都在，那时候姥姥姥爷还活着，端坐在藤椅上，可能因为拍照，特为换了衣服，很有个样子。可惜我们几个有欠派头，弟弟被抱在姥姥手里，正闭着眼睛打哈欠，一脸不高兴，大姐牵着我，怯生生地望向镜头，二哥嘟了个嘴，大哥叉着腿坐在地上，天热，上身只有一个肚兜，一个大西瓜遮住了开裆裤的裆部。还有几张是母亲年轻的时候，两条大辫子，额前全是碎发，那个时候母亲还不戴眼镜，目光炯炯，腕子上挂一个玉镯子。父亲反复看了又看，说，文秀就是漂亮。
姐姐去新疆的时候，估计就跟母亲照片里岁数差不多，不过，她们俩长得不像。大姐长得随爸爸，长长脸儿，身条儿笔直。母亲是个圆脸盘，眼睛有点抠进去，一粒小虎牙，个子不高，从远处看，像没长大。她跟父亲站在一起，高矮悬殊。他曾经是她的老师，虽然只比她大六岁，但是神气像她父辈，他们之间一生都保持了这种格局。
亦梅把果盘递过来，也看了看相册，“这好像不是文秀，是妈妈年轻时候吧？爸，吃苹果，今天的苹果脆得很。”
父亲听说，把相片册凑近又看了看：“这是玛丽？”
亦梅看看我，我对她解释说，“嗯，我妈小时候起了个洋名儿，后来才改名叫含瑛的”。亦梅哦了一声，说，“原来这样”。我记得我曾经跟她说过母亲名字的典故，不知道她是忘了，还是故意装不知道。
父亲果然来了兴致，拍拍身边的垫子，让亦梅坐，语速很慢地跟她讲，“你婆婆，小的时候，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玛丽亚医院，是在那个医院出生的第一个中国孩子，医院还特意送给她，一个纪念胸针，她妈妈就给她起名叫玛丽”。
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听过很多遍。姥爷生于上海的大户人家，家境殷实，开着好几房药铺，数代都是名医，宅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