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满了病人送的匾。“悬壶济世”“妙手回天”“仁心仁术”“杏林春暖”“大道岐黄”“思邈重生，修合成君臣佐使；华佗再世，望闻知肌理秋阳”……那时候的病人不知怎么都那么有文化，这许多表扬信一样的匾额对联，文辞重复的竟不多见。到了姥爷这一代，风气变了。家里并不古板，早早地商议好，送大儿子出国去，改念西医，哪朝哪代都会有人生病，中西医兼修，可策基业万全。姥姥已经提前嫁了过来，为的是能跟着出去陪读，学护士，好照顾姥爷，结果在德国生下了我妈。
我小的时候，左邻右舍都知道，住在东头的顾老师，是个德国鬼子，家里还有一本德国护照呢。其实母亲除了几个最简单的德语单词，一句完整的德文都不会说，她在德国只生活到两岁，就跟父母回国了。穿着白花蕾丝的围兜裙，戴软呢无边小帽，活像个大洋娃娃。回国的轮船走了三个月，船上吃不惯，闹着要喝可可牛奶，下船时吐得脸色铁青。
母亲人缘一直不好，她高度近视，戴一千多度的眼镜，见人也会打招呼，但总觉笑得有点勉强。周围大娘大婶大姑子小姨子家长里短闲唠嗑，不带她。早年间邻居们包了饺子，或得了什么时鲜的吃食，还会邻里之间送一盘尝尝，也没她的份儿。母亲自己不太会做，也就不肯吃别人的。我亲耳听见过几个女的在井台上压水的时候议论我妈，“眼乌珠长在头顶上”。但眼高于顶的母亲竟然也有好朋友，县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也。天知道她是怎么维系这种友谊的，反正那女的每两个星期来我们家一回，来了也不多话，每次都用玻璃绳提着一溜书来，像乡下人走亲戚用草绳提着一串子自己捉的螃蟹。
我们家的房子是一排教舍改建的，每两户分一间教室，中间用板壁隔开，木板很薄，比马粪纸也强不了多少，那边厢人家掐架，这边听得一清二楚。大哥那时正长身体，又贪睡觉，又舍不得听床，经常叹气，说隔壁到了夜里就不消停，要么两口子摇床哼哼，要么整宿整宿地咳嗽吐痰。“都掏成痨病鬼子了，怎么还有劲浪？”
“那算好的，他家媳妇儿被窝里放一个屁，我这里都能闻出是萝卜味儿的。”二哥搭腔。
母亲远远地翻一个白眼过来，两个小子吓得不吭声了。人臭臭一张嘴，她最讨厌听人背后议论人是非，而且板壁这么薄，也难保我们这里的说话不顺着缝儿飘过去。因为这个，母亲从来不在家跟父亲吵架，小市民行径，她可丢不起这人。有事不高兴了，一对白眼朝着父亲抡去，高度近视眼镜像两饼放大器，把她溜圆的白眼烘托得声势浩大，极具杀伤力。
大多数时候，母亲都窝在她自己的三角间里看书，那是墙角放马桶
